案例一
王老太与丈夫有四个孩子，王老太与丈夫过世后，名下留有一套房产，然而，关于房产由谁继承，四兄妹各执己见，争纷不断。老二表示，母亲生前立有一份代书遗嘱，遗嘱内容明确表示房产由自己一人继承，老大，老三，老四不认可遗嘱内容，主张按照法定继承分割房产，因而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老二主张的这份遗嘱订立于2018年8月，但王老太在2016年就已被同仁医院确诊为脑梗后遗症，2019年3月，经司法鉴定确认为阿本茨海默病性痴呆，可以认为，在这份遗嘱订立时即2018年8月，王老太无民事行为能力。不仅如此，王老太留下的代书遗嘱，见证人中有继承人二儿子的同事和合伙人。不符合相关法律所规定的：代书遗嘱的有效成立，需要立遗嘱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中的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遗嘱人签名。
因而法院认为，不论是遗嘱人的行为能力，还是见证人的资格上，这份代书遗嘱存在形式上的瑕疵，应认定为无效。遗嘱所涉房屋按法定继承予以分割。
案例二
同王老太情况相似的有赵某，赵某患有疾病，也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赵某通过代书遗嘱分割名下财产，这份遗嘱却被法院判定为有效，这其中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赵某于2018年6月立有代书遗嘱一份，表明将自己遗产的80%赠与自己的长孙，其余遗产由几个儿子平分，但这引起了儿子们的不满意，一家人因遗产纠纷选择对簿公堂。
法院经审理了解到，赵某虽患有脑梗等心血管疾病，但赵某是在2019年4月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遗嘱订立却在2018年6月，此时距离其被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还有十个月，难以确定其在订立遗嘱时缺乏民事行为能力。此外，在遗嘱见证人方面，赵某订立遗嘱时的见证人、代书人均为养老院护工及其老邻居，并且均到庭陈述遗嘱人订立过程，并证明订立遗嘱时，李某思维清晰、表达清楚。因而法院认为，这份代书遗嘱有效，应该遵照赵某的遗愿进行财产分割。
代书遗嘱的效力究竟如何？
根据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数据显示，197份自书遗嘱中，有15.23%的自书遗嘱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或部分无效遗嘱，在193份公证遗嘱中，有5.70%的遗嘱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或部分无效遗嘱。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在自书遗嘱、公证遗嘱和代书遗嘱这三种遗嘱类型中，代书遗嘱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的比率最高，这难道是因为代书遗嘱的效率最低吗？
其实不尽然，为什么有的遗嘱被认定为无效？主要原因集中在立遗嘱人不享有遗嘱所涉财产处分权，不符合法定遗嘱形式要件。较常见的情况，有立遗嘱人未签名、遗嘱未写日期、见证人资格不足、见证程序有瑕疵；遗嘱人处分了他人的财产；遗嘱人立遗嘱能力缺失，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
遗嘱案件调解及撤诉结案比例高
根据长宁法院发布的遗嘱继承纠纷审判白皮书显示，2017年至2020年，其受理遗嘱继承案件共计548件，涉及608份遗嘱案件数占同期继承类案件收案总数的60.25%。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庭长顾薛磊表示：“相较于普通家事案件，涉遗嘱继承案件具有诉讼参与人众多、涉案人员关系复杂、标的数额上不封顶、遗嘱效力认定困难，审理周期冗长，反复等特点。”
白皮书还显示出遗嘱被继承人80%以上均为60周岁以上老人，20%的遗嘱被继承人来自重组家庭，经历过两段及两段以上的婚姻。家庭结构的复杂性更造就了遗嘱效力认定的困难。
另外，以2020年审结的案件样本为例，该年度受理涉遗嘱继承纠纷案件总计132件，平均审理期限为84.5天。相比较而言，同一时间段涉法定继承案件总计87件，平均审理期限为51.5天，且相较于同期审结的法定继承纠纷案件，涉遗嘱继承纠纷案件的审理期限明显更长，复杂度更高。
涉遗嘱继承案件的另一大特点是调解及撤诉结案比例较高，通过调解、撤诉解决的案件样本数已接近65%。
这主要是因为遗嘱继承案件也是典型的家事纠纷，这类案件存在较大的调节空间，另一方面，遗嘱继承案件多涉及遗嘱鉴定，财产评估等环节，起诉讼时间及经济成本较高，存在较多当事人从诉讼经济的角度出发，选择调解或诉讼中庭外和解来解决纠纷。
根据长宁法院所提供的数据，不难看出，仍有相当一部分遗属的效力不被认定。很多人对遗嘱的认识还停留在“遗嘱无非是用书面的形式，将自己想要嘱托的内容予以记录”的阶段。
正是因为公民对遗嘱的认识不够全面与深入，才导致很多遗嘱效力存疑，引发亲属间的矛盾激化。
关于遗嘱的四个方面的误区
一是公民对遗嘱形式的认识不够全面与深入，主要表现在，自书遗嘱非全文自书、见证人人数未达两人、见证人有利害关系或见证人未全程参与等；
二是公民对财产权属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与深入，主要表现在对法律，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宅基地的归属等认识不清，导致遗嘱因处分了他人财产或处分了不被视为遗产的财产而被宣告部分无效或全部无效；
三是针对一些遗嘱中提及的特殊动产，如金银器品、翡翠、古董、纪念品等，因遗嘱并未表明其持有状态，且继承人对证明该财产存在的证明难度较高，使得这部分财产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思进行处理较为困难；
四是公民对遗嘱法定限制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与深入，主要表现在为在遗嘱中伟绩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员（一般称之为“双无”人员）保留必要的份额，只要法院认定遗嘱继承人之外，存在“双无”人员且遗嘱并未对这类人员保留必要的份额，会被法院宣告为部分无效。
从此次长宁法院案件调研中涉及的遗嘱来看，法定遗嘱形式中，公证遗嘱的使用率仅次于戴书自书遗嘱，说明公民意识到了公证遗嘱的效力性，其法治意识在不断提升。另外，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公民会积极寻求律师的帮助，这也表明，公民意识到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从而向专业人士寻求帮助，侧面说明公民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
上海长宁法院发布2017-2020年
遗嘱继承纠纷审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4834324?sdkver=2c9d92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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